中國城市折騰史
核心提示：北京人在感慨小時候奔跑的胡同、藍天下的鴿哨，上海人在懷念石庫門，成都人在想念茶館，廣州人在保衛騎樓。
北京人在感慨小時候奔跑的胡同、藍天下的鴿哨，上海人在懷念石庫門，成都人在想念茶館，廣州人在保衛騎樓。拆遷、造古 、克隆 、辦節 、評獎 、治堵 ，城市化的利與弊、得與失在這十五年中湧現，城市生活的浮沉、城市價值的臧否、城市與人的關系，也在這十五年中成為討論的主流。
1998年的中國，直轄市增至4座，總的城市數量也由新中國成立時的百餘座增至660餘座。
2013年，中國城市數量為658座。環渤海、長三角、珠三角三大經濟圈托舉出三組城市群，而城市人口也在2011年首次超過農村人口。
我們重排中國城市榜。不看它們的魅力，而看它們的異化。看這十五年來，它們都在做什麼，現在又變成瞭什麼樣。
合並
縣升格為市，繼而被地級市合並為區，而地級市之間則不斷兼並重組。
1998年，中國城市版圖最大的變化是，重慶直轄。最年輕的直轄市重慶，直接吞掉瞭之前與它同級別的另外幾個地級市，萬縣市、涪陵市、黔江地區以及遠在兩百多公裡之外的萬州市。
另一種合並是將下屬縣或縣級市調整為區。無錫把錫山劃入市區，蘇州把吳縣劃入市區，這是長三角的城市升級。番禺、花都進入廣州，江門吃掉新會，這是珠三角的組團節奏。這些合並往往是下屬為上級提供發展腹地，成為工業建設、房產開發的資源庫。
最大數量的城市合並，恐怕要算佛山、南海、順德、三水、高明五市合並，是2002年廣東版圖上的大事，至今仍對區域經濟產生巨大影響。量級相當的城市合並，無疑是因為更大的企圖心。2013年年初，揭陽、汕頭、潮州又掀起瞭討論三市合並的話題，三市早就有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舉措，而潮州市市長李慶雄說得明白：“建議三地合並後，盡早向國傢爭取升為副省級城市。”
改名
隨著合並，城市的名字自然成為提綱挈領的標志。
一個有趣的例子是大學之間的合並改名。多年前，四川大學和成都科技大學合並，兩所都是知名高校，最終定名為四川聯合大學，不倫不類。再過數年，默默地改回四川大學，誰兼並瞭誰的話題無人再提。接下來合並四川大學和華西醫科大學，此時的川大已經體量大得驚人，華西醫順理成章成為川大華西醫學院。
和大學一樣，城市間的合並，名字不僅僅代表著歷史，更代表著體制博弈間的妥協和齟齬。
2010年，襄樊市更名為襄陽市。襄樊之名原本來自1983年襄陽與樊城合並，兩座城市都是歷史名城。如今又改回襄陽市，樊城這個名字終於成為襄陽的一個區。2001年，地級市淮陰合並瞭縣級市淮安，新城市用瞭淮安這個名字，而“老淮安”則被改名為楚州區。
名字既是地位的象征，也是歷史的記憶，當然也是經濟的源泉。2001年，中甸變為香格裡拉，通什市更名為五指山市；2007年，思茅變成普洱；而仁懷市已經連續數年在爭取更名為茅臺市。湖南的新晃和貴州的赫章、水城在爭奪夜郎，新鄭欲改名軒轅，安順想改名黃果樹。以當地的山水風土物產為城市名稱，透露出的是明晃晃而又粗鄙的旅遊經濟思維。
拆遷
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幾乎可以縮寫為拆遷兩個字。大大的拆字畫上一個圓圈，伴隨瞭整整一代人的成長，也成為最具代表性的中國城市符號和藝術表達方式。
北京人在感慨小時候奔跑的胡同、藍天下的鴿哨，上海人在懷念石庫門，成都人在想念茶館，廣州人在保衛騎樓。任何一個中國城市人一生中都會和拆遷沾上關系，而他們越住越遠，最後成為遠離本地的本地人。
拆遷不僅僅是城市建設的課題，也是社會改造和階層重組的征兆。在拆遷中，糾葛著各種人群、個體、組織之間的利益博弈，是法制和道德、個人與體制之間的鬥爭和妥協。
拆遷顯然遠遠不隻是房子，更是生活、尊嚴、權利和權力。
造古
拆遷完瞭，我們的城市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在拆掉的廢墟上造一個假古董起來。
每個城市都會有一些所謂老街區，成都的寬窄巷子、福州的三坊七巷、嶽陽的翰林街，等等，都熱衷於拆舊建新。把原有的老街區、老建築全部推翻，代之以簇新的粉墻黛瓦、水泥雕花。2013年年初，住建部和國傢文物局就聯合下發通知，對山東聊城、河北邯鄲、湖北隨州、湖南嶽陽、廣西柳州、雲南大理等國傢歷史文化名城對舊城保護不力予以通報批評。這些城市的問題很相似，拆除舊街區，建起假古董。
遷走原住戶、建起商鋪，這是最大的經濟動力。在利益和政績的驅動之下，“保護性拆除”、“遷移性保護”這樣的怪異模式也成為一時流行。
至於在造假古董的風潮落後瞭的後發城市，它們還有更宏大的構想。
2008年，大同開始“古城恢復性保護工程”，全面完成四面城墻及甕城的修復，不少考古學者都表示反對這種復建，遷出居民、改變市民現有生活也引發爭議。
開封打算把老城區改造成20平方公裡的旅遊區，重現汴京，另外再造一座新城。如果實現，將在4年內遷走十幾萬市民，光是拆遷費用就要花掉1000億。
克隆
每座城市都有一個“新天地”，這是全中國城市向上海學的。
在南京，它叫“南京1912”；在蘇州，它叫“李公堤1912”；在杭州，它叫“西湖天地”；在寧波，它叫“老外灘”；在成都，它叫“寬窄巷子”；在重慶，它叫“洪崖洞”；在廣州，它叫“太古倉”……它們有的是商業地產公司投資，有的是政府主導，但無一例外的是高檔餐廳酒吧，以及迫切地宣講“歷史文化和商業經濟的完美融合”。可惜它們都長得一樣。
同樣，每座城市也都有一條商業步行街，都鋪著整齊的花崗巖地面，兩邊充滿瞭生拉硬拽和簇新扮舊的建築外立面，各色商鋪食肆專坑外地人。王自健在他的脫口秀節目裡發問：“為什麼每座城市都有一條本地人不去的步行街？本地人都去哪兒瞭呢？”他自己回答說：“本地人都在另外一座城市的步行街上。”
每座城市都克隆瞭一個塔、一個大學城、一個曬死人的廣場、一個怪異而昂貴的地標、一個國外設計師設計的大劇院或音樂廳、一個建築好看但沒什麼內容的博物館或美術館、一個遠在天邊隻在理論上縮減瞭交通時間的高鐵站，當然，還有一個全新的、占地面積超大、建築超科幻的政府辦公中心。
辦節
人人都喜歡過節，但有一種節卻是令市民避之不及、啼笑皆非。
洛陽有牡丹節，安徽巢湖也有牡丹節。這個並不產牡丹的城市為一株牡丹而熱烈慶祝，這株長在風景區山壁上的牡丹據傳有千年歷史，號稱“天下第一奇花”，可預測旱澇。為瞭這個節，巢湖市開展瞭燈會、花車巡遊和旅遊論壇等等活動，邀請瞭從非洲到芭堤雅的各類表演者前來表演造勢，迎來送往，花瞭近百萬。這項“打造城市名片、擴大品牌效應”的節慶，最後為風景區帶來瞭三千名遊客。
這隻是比較奇葩的一個例子。每個城市幾乎都有屬於自己的奇怪節日，絕大部分都是近年來突發奇想發明出來的。各種花、各種食物，乃至西瓜、豆腐、鴨蛋、大蔥、板栗……舉凡這個城市能想出來稍有名氣的東西，都會成為一個城市操辦自己節目的由頭。
所謂“文化搭臺、經濟唱戲”，很多城市還沉浸在這種俗氣過時的觀念當中，最後的結果卻是“公款追星”、節慶擾民、勞民傷財。
評獎
衛生城市、文明城市、園林城市、森林城市、田園城市、宜居城市、休閑城市、創意城市、旅遊城市、生態城市、智慧城市、雙擁模范城市、最具經濟活力城市、創新型城市、環境保護模范城市、集郵文化先進城市、無償獻血先進城市、科技進步先進城市、環境綜合治理先進城市……數數看，我們的城市有多少種評獎方式？
這些獎項評比，有的是政府評選，評選方從住建部、林業局到精神文明委不一而足，有的是各種協會、組織、團體。即使不算民間口頭流傳和媒體評出的稱號，光是上列那些硬獎項，就足夠城市們“創建”得不亦樂乎。
而對於市民來說，不管是“創衛”還是“創文”，每次“創建”都意味著大拆遷、大圍蔽、大粉刷、大清理、大堵車，上街不見小餐館，在傢拿好暫住證。穿衣戴帽、栽花種樹、七彩墻面、泡沫窗臺、彩鋼屋頂，也都在“創建”中被發明出來。
除此之外，國內的評獎已經不能滿足城市的虛榮心。沒拿過幾個國際獎項，城市之間都不好意思打招呼。巴塞羅那的世界智慧城市獎，聯合國人居署的人居獎，聯合國環境署的國際宜居城市、國際花園城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自然遺產名錄。當然，現在最流行的是“非遺”，教科文組織的“非物質文化遺產”。
“申遺”成為盛行一時的專有名詞，改名申遺、組團申遺、打包申遺，聯合國的申報不上就申報自己的，國傢級、省級、市級都有瞭自己的“遺產名錄”。小吃申遺、吆喝叫賣申遺、麻將申遺、童子尿煮雞蛋申遺……總之總有一個申得上。
治堵
1998年，全國千人機動車保有量是10.7輛，如果按照當年全國人口12.48億算，全國機動車總量在1300萬輛左右。而到瞭2012年年底，全國機動車保有量已達2.4億輛。隨之而來的是全國城市普遍生瞭“堵病”。
2007年，北京實施機動車單雙號限行。此後，這一做法啟發瞭各個城市，杭州、武漢、長春、蘭州等城市都實施或實施過不同情況的單雙號限行。
2010年年底，北京發佈汽車限購令，對車牌配額管理。2012年，廣州跟進。加上早就實行車牌拍賣的上海，北上廣都對車輛增加實施控制。
《北京晚報》曾經報道，根據一項國際調查，北京和墨西哥城並列成為世界上堵車痛苦指數最高的城市。北京被稱做“首堵”，其慘痛經歷自然是其他兄弟城市的前車之鑒。但各項治堵措施實施下來，卻並不立竿見影
（文／陳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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